李稻葵：国内外形势要求新一轮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98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发表题为“后危机时代的改革与开放”的主题演讲。李稻葵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认为当前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国际经济形势也出现了新变化，所以中国仍然需要进行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一方面利用基层民众的力量推进国内改革；另一方面，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而这要求学术界在新改革、新开放的形势和要求下做好学术研究。

我国当前社会矛盾突出

李稻葵认为，我国同时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国内因素，我国存在着复杂的、多元化的社会矛盾。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达到了4000美元。在这个阶段，社会矛盾主要包括住房、腐败、收入分配、教育公平等问题。李稻葵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我国的社会矛盾非常突出。

第一个原因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在迅速提高。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大学生的毛入学率迅速上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大学生的毛入学率是2%，而现在大约达到25%。这相当于发达国家30年前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经过了两三百年的发展才达到这样的水平。

高等教育的迅速普及，带来了社会意识的多元化。年轻人的想法很多，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去表达。这也带来了意见表达的多元化和意见表达渠道的相对畅通，同时这也会使社会争议加大，导致当前社会几乎任何事情都存在争议的局面。

第二个原因是我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在过去十年中，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加速。在这个过程中，凡是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相对短缺的要素回报率都在迅速提高，比如资本和技术；而相对过剩的要素，回报率基本上没有提高，比如普通劳动力。

2008年前，我国蓝领工人的工资都是稳定的，一直没有提高。同时具有国际技能和外语能力的专业人士的工资会迅速提高。按照同样的逻辑，在过去20多年间，我国的资本和技术是相对短缺的，所以资本和技术的回报率在不断提高。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是客观上带来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的加剧。

第三个因素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这并不是指互联网产生以后，社会矛盾就加剧了，而是互联网放大了社会情绪。它虽然使得观点的交流加快，但是也使得很多观点交流更加表面化了。

这有点像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全世界十天的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基本上相当于一年的国际贸易量。这个交易太频繁了，反而使得外汇市场的价格，或者说汇率的市场价格更加容易波动。国际金融学理论讲到，交易太频繁，交易过多，反而会带来效率低下。互联网时代也有这个特点，它交流很快，表面上看效率很高，其实认认真真坐下来思考问题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少了。

李稻葵认为，这三种原因导致现在的社会矛盾更加多元化、更加激化、更加全面化。就一些重大的社会话题而言，它会迅速形成持久的舆论压力。

比如住房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话题，也是个非常情绪化的问题。还有汇率问题，以前大家可能都不关心汇率，没学过经济学的人可能连汇率的定义、汇率升值和贬值的影响都不怎么了解。而在互联网时代，大部分网民都可以变成汇率问题的专家。此外还有利率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个人所得税问题等，这些，都表明当前的社会矛盾在多元化，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度在上升，同时这些社会矛盾也在激化。事实上，社会矛盾的激化也是下一轮改革的推动力。

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

第二个挑战是国际因素。经过了两年半的金融危机，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依靠吸引外资、依靠出口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李稻葵认为，就目前的经济领域而言，全世界可以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三类。发达国家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这部分国家的基本利益还是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还包括大量经济没有起飞的国家，这部分国家的利益也是基本一致的，都是需要发达国家让出更多的市场和技术，也希望国际金融、经济体系更加稳定。

第三类国家就是中国。中国既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特点，比如人均GDP水平低，同时也具有一些发达国家的特性，比如我国有巨大的生产能力，消耗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铁矿石，还有三万亿外汇储备，可以把英国的股市全买下来，买下美国股市的五分之一。

中国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非常突出，让全球的经济体开始真正反思，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西方人的战略思维在改变，这当然会对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巨大影响。

李稻葵说，在2010年1月27、28号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曾说，再过300年，后人回顾今天历史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对今天的金融危机不屑一顾，但是他们一定会用重墨描写另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和印度有十几亿人口正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梦想，这部分人实现现代化梦想的进程也一定会对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带来冲击。如何重新设计一套全球化的制度，让梦想实现现代化的人的利益和已经实现现代化的人的利益相符合。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巴西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抬高了原材料价格。我国获得了很多外汇之后，汇率也升值了，大量的外汇通过外贸、投资的形式也涌入巴西。那么巴西的汇率升值以后，给它的制造业带来打击。大量的中国温州老板在里约热内卢开着各种各样的商店，全是中国产品，又便宜又好。20年前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今天又发生在巴西。巴西的政治家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重创了巴西制造业，巴西沦为原材料生产地。

李稻葵表示，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确实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担忧，所以中国在国际上的压力非常大。中国外贸领域遇到的一系列摩擦和矛盾，都是中国过去依赖吸引投资和依赖出口带来的，这个模式若再继续下去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国际矛盾。

中国的利益是多元化的，不仅要让沿海和内地的外来工人得到就业，也要让我国产能能够被充分利用，以及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不能只考虑出口带来的利益。

从基层推动改革

李稻葵分析了在当前新形势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认为这轮改革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指出从民生问题入手，利用基层的力量推动改革的渐进，并以房地产改革和个人所得税改革为例进行说明。

李稻葵表示，总结我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就是不断地改革，抓住每个时期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面对国内的社会矛盾和国际的压力，还要进行改革。改革就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把整个制度推倒，而改革是不改变现在的基本大格局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的改善，这是改革的本质。而本轮的改革呈现出三个新的特点：

第一是改革的方向和技术路线不明确。过去30年，改革的基本特点是决策者、改革者对改革的方向认识比较明确，而今天的改革是新形势下的改革，形势是非常复杂的，改革的技术细节还不明确。过去进行产权明晰化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改制，在认识上大家基本上没有争议。当前的中国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房地产改革，有人认为引进市场机制、扩大供给就能解决房价高涨的问题，有人认为商品房价格不用管，只要做好保障房就行了。对于具体的改革路径，争议非常多，因为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情况非常复杂，我国的企业是现代化的企业，我国的市场规模是超大型的市场规模。

第二是改革机制不同。过去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今天的改革往往是社会上形成了舆论、不满以后，形成了基层的压力，这种压力推动着技术官僚层次进行方案的选择、论证甚至意见的征求，然后经过最高决策者的拍板，推动下去。

比如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机制，先是网民在互联网上呼吁个人所得税不合理、不公平，然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煤体热烈议论，最后上层部门进行论证，找出一些方案，最后在常务会上通过。

第三是民生推动型的改革。比如房地产改革，因为房价上涨太快，很多人认为不公平，年轻人觉得现在买不起以后会更买不起，这种抱怨是高度理性的一种情绪。房地产改革是势在必行，而限购令也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改革正是需要经过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最后才能成功的。中国过去改革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以产权制度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为例，乡镇企业曾经是半集体的或半民营的，处于模糊产权的阶段，最后克服社会舆论压力、经济环境的压力，逐步过渡到纯粹的民营企业。

李稻葵表示，限购令可能会带来误伤，它也不可长期持续。很多地区房价高涨的程度远远低于北京，但是也实行限购令，而这部分的城市可能是第一批淡出限购的。北京、上海限购令的细节也会进一步地调整，尽量减少误伤。

个人所得税也需要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实质是，政府用老百姓交的税去改善民生、提供社会福利。北欧人民平均交50%的个人所得税之后，就可以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养老都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补贴和福利。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大概是32%左右，而且社会福利往往是给特殊人群的。

我国的老百姓交了税收，但是看不到基本的社会福利。而且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工资税，而资本增值不用交税。所以出现的怪现象是，资本所得、资本增值的部分不用交税，劳动所得反而交税，况且灰色收入也可以逃税漏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起征点的问题，需要从制度上进行重新改革，进行系统的改革。

而系统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大幅度减轻税率，不但考虑劳动收入、资本增值、分红以及其他的综合收入，也要考虑家庭的负担和综合报税。这样一来，不仅能带来社会和谐，增加就业，也能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总增收额。

李稻葵认为，在社会福利没有做好、民生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政府花很多的政治资本去征收那么一点点的个人所得税是不值得。我国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83080亿元，而只有4837.17亿元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在目前，当务之急是提供好社会福利，解决好民生问题。

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游戏规则

李稻葵表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不能走回头路，需要实施新的开放战略。新的开放主要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资本要走出去，在全球范围之内配置资源，在全球范围之内谋划我国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粮食的难题。比如粮食问题，在保证粮食自给自足的大前提下，我国的资本完全可以和一些周边的国家达成长期的协议、合作。当然走出去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有国际化管理的能力和国际化视野、胸怀。

第二层意思是形而上的走出去，就是思想、意识要走出去。改革的过程就是游戏规则改变的过程，现在的国际规则正在发生改变，国际金融关系需要制定新的全球化规则。在这全球规则发生变化的时代，不仅需要人才、生意走出去，还需要研究走出去，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去。

比如国际上提出的全球经济指导性原则，规定一个国家经常账户的顺差或者逆差不能超过某个数值，来指导各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这个原则在很大多程度上是针对我国提出的。

李稻葵认为，新开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参与到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去，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功课做得不足。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的、理念的和教育的国际化程度。

目前为止，我国教育的国际化还主要停留在让年轻人学好外语，学好国外的经济学和科学技术。我国的教育在国际化上还没有完全转向，如何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评判现行的国际制度，教育年轻人学会辩论，学会去说服别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亟须要做的。

李稻葵称，如何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社会的国际制度指定中的讨论，关系到中国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在国际上能够站得起来的大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范围内据理力争，树立中国的理念，这是我国下一步要下大力气做的。

如果要让国际社会承认中国名副其实的大国地位，一定有个必要条件，就是中国人的话有说服力，中国有一套独特的管理方式、改革办法和社会管理体制。在国家全面复兴的过程中，总结经验，营造一套崭新的理念，把它上升为在国际上具有感召力的新的价值观、新的理念和新的管理方式。

问与答

问：您是否认为社会利益阶层的存在，使得改革的推动力不足？

答：不管是在任何时候进行的改革，都会有利益集团的反对。而改革的本质就是要克服利益集团的阻隔。今天改革的不同之处是，利益集团更加公开化了，而且阻力确实也上升了。因为它的利益更加根深蒂固了，以前可能还是政治思想上的，认识上的一些区别，现在是实际利益的阻力。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矛盾，才更应该把民众的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因为绝大部分的百姓是进一步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改革应该由最高决策者和最基层群体联合推动。因为处于中间位置的一部分人可能得不到改革的直接收益，可能阻碍改革。但是，改革不是革命，改革不是把利益集团消灭掉，而是能够通过一些过渡性制度的安排，从而在这个利益上能够逐步地凝聚大多数人，使得改革能够不断行进。

问：中西部和东部在社会福利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中西部无论是社会基础和制度都存在很大的缺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因为各地方福利不均匀，所以很难收税。以后的个人所得税，可能需要分散化、地区化。这一轮新的改革，应该多让地方政府去试，多让地方政府去创新，然后总结经验，进行推广。而不是从中央甚至于从法律层面，全国一刀切。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改革是从立法层面推出的，往往效果不太好。

问：现在的大学生在短期利益和长期潜心做学术之间，很难有决心定下心来做学问。可不可以从政策层面有一些更有益的尝试？

答：既然进了大学，就要自己多琢磨。以我的经验，至少清华的学生，父母给你们的建议往往是比较功利。每个人的个性都不相同，志向也不一样，不要相互攀比。人的发展是多元化的。

问：在收入分配方面“十二五”规划提出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您觉得怎样才能实现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

答：“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很多人喜欢说这是一个愿景。因为该怎么去落实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有两个观点：

第一，这个愿景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大方向是一致的。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间，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劳动力逐步出现短缺，尤其是蓝领工人。所以事实上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正在提高，蓝领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在过去的两年明显地超过GDP。这个趋势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已经开始出现了，也不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充分。基本规律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劳动力是相对充足，而资本相对不足，因此资本的回报率高，劳动力回报率低；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劳动力出现了相对不足，劳动力的回报就会逐步上升。英国、韩国和日本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要相信市场经济，在这个问题上，市场机制和政府的愿景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的前提下进行减税。包括减少个人所得税、减少劳动用工税、减少相关企业税。通过减税的方式，让企业扩大就业，让劳动者能够增加可支配收入，给市场机制再助一把力，让这个进程走得再快一点，让经济结构的调整能够更顺利一点。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