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增强创新力

我国现阶段内需不足的成因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无论从GDP水平等总量指标上看，还是从城镇化率、工业化率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等结构指标上看，都已实现了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转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一方面会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一国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率出现长期回落的现象。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成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制度创新滞后，导致严重的泡沫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其体制的市场化和法治化等滞后，同时政府直接控制较多资源且政府行为缺乏规范性，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较为严重，大量资源没有按效率原则进行配置。脱离效率原则的资源配置，导致低效率基础上的需求扩张。当这种需求扩张受到资源供给的强力约束进而泡沫破灭时，一方面大量生产要素在低效率的需求增长拉动下价格大幅上升，为持续发展设置了较高的成本门槛；另一方面在拉高的成本门槛下多数低效率企业无法生存而纷纷破产，从而使国民经济出现长期的内需不足。二是技术创新力弱，导致效率低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主要依靠低要素成本取得竞争优势。但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需求的增长，要素的稀缺性越来越强，其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相对减弱。如果技术创新力弱，不能实现由主要依靠成本低廉优势向主要依靠效率提升优势转变，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就难以形成有效需求。三是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导致供需矛盾加剧。特别是收入分配失衡和地区发展失衡、城市化中的畸形发展及“贫民窟”现象等，不仅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公平目标，而且深刻影响效率目标，因为严重的失衡和差距扩大最终会限制有效需求扩大。四是内需不足，导致对外需过度依赖。当世界经济出现波动甚至发生严重危机时，外需扩张受阻，内需不足的矛盾便进一步尖锐化。

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必须面对的挑战，我国也不例外。应该看到，导致中等收入阶段内需不足的一般原因，在我国现阶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除此之外，我国内需不足的成因还有一些特殊性：一是大规模工业制造业产能过剩条件下过度依赖外需，因而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大。内需不足与外需波动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均衡性造成破坏。二是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严重失衡。经济过于依赖投资需求增长拉动，消费需求增长滞后，使得内需不足的结构性失衡特征突出。三是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日益成为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不仅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速度过快导致全社会消费倾向降低，而且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增长中，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收入增长连续多年相对落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四是城乡差距突出，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严重落后于城市居民，对经济增长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支持。

解决内需不足问题迫切要求增强制度和技术创新力

导致内需不足的原因很多，但综合地看，最根本的是制度和技术创新力弱。因此，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应从增强制度和技术创新力入手。

首先，从一般意义上看，内需不足的基本原因是增长的效率低。或者说，一国经济主要不是依靠效率提高而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来拉动增长，主要不是依靠效率优势竞争而是依靠成本优势竞争，而且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根据竞争性效率原则来配置的。在低效基础上的高速增长最终会产生经济泡沫，从而形成严重的内需不足。这就是为什么经历过泡沫经济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会在相当长时期难以恢复正常增长的根本原因。以效率提升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就必须增强制度和技术创新力。对我国而言，通过技术创新改善投入产出结构、提高要素效率非常重要，而通过制度创新也就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效率提升显得更为迫切。

其次，从我国情况看，内需不足表面上是总需求方面的矛盾，实际上问题在于总供给方面。而总供给方面的矛盾之所以发生，直接原因在于创新力不足。一方面，从内外需结构失衡看，之所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受外需波动影响过大，重要原因是内需不足，迫使我们不得不更依赖世界市场。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而缺乏新的投资机会关键在于新产品开发和新的战略性投资领域开拓滞后，这种滞后首先缘于技术创新力弱，同时也缘于制度创新力弱。这是国民经济供给方面的矛盾。另一方面，从内需本身的结构失衡看，之所以过于依赖投资需求增长，重要原因在于投资效率低，因而不得不依靠排斥消费的增长来不断扩大投资，以投资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来缓解投资本身效率低下的矛盾。投资效率问题本质上是供给方面的问题。要改变这种失衡，重要的在于从总供给方面提高投资效率。很显然，效率的提高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三，由发展方面的失衡所导致的内需不足，与其说缘于发展问题，不如说缘于制度性问题。比如，从我国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看，不仅存在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存在城乡二元体制性差异。正是这种体制性差异，构成了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严重障碍，而且由其导致的城乡生活方式不同成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又比如，导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的价值取向和分配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制度条件下，增长的价值取向是向效率倾斜还是向公平目标倾斜、侧重于激励资本还是激励劳动等方面的选择，都影响收入分配。从国民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来说，政府、企业与居民间的收入分配结构，政府中的中央与地方的财税结构，企业间的不同行业的收入结构，居民间的不同阶层的收入结构等，都是一系列制度变迁的结果。这其中的失衡在影响公平目标的同时，也会通过影响有效需求进而影响增长目标。很显然，克服这些失衡，根本在于制度创新。

增强制度和技术创新力须从深化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两方面着力

增强制度和技术创新力，基础和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推动资源配置方式变化。通过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基础性作用，使市场秩序日益完善，进而使经济增长逐渐建立在主要依靠效率提高而不是要素投入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消除造成内需不足的基本原因。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其释放出的制度和技术创新力就越强，经济增长中要素效率尤其是稀缺的资本要素效率提高就越快。目前，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还很艰巨。特别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市场化的重点从商品市场逐渐转向要素市场，包括土地、资本、劳动、专利等的市场化；市场化的难点从扩大市场规模逐渐转向提高市场质量，既包括完善内在的市场竞争机制——主要是主体秩序(产权制度)和交易秩序(价格制度)，也包括培育外在的市场经济环境——主要是法制秩序和道德秩序。伴随经济市场化深入推进，其释放出来的制度和技术创新力必将持续增强，从而真正实现内需不断扩大和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增强制度和技术创新力，需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善和宏观调控本身的科学化，是增强制度和技术创新力的保障。当前，应处理好两方面关系。一方面，在体制上处理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即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之间的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方式应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特别是要素市场化进程相适应，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公正性水平及市场秩序的完善程度相适应。政府宏观经济职能的转变和调控行为的规范，应以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为基础。另一方面，在方法上协调总需求管理和总供给管理。制度和技术创新力不强，内需不足，有着供给方面的深刻原因。我们实施直接影响生产者和劳动者的供给管理具有一定的体制优势，因而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统一起来，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总需求，其政策的需求效应在短期内可以明显显现，因而宏观调控往往更关注需求效应，而货币、财政、汇率等政策的供给效应则易于被忽视。事实上，这些政策同样会对总供给产生影响。比如，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刺激需求的同时可以产生降低成本的供给效应，紧缩性信贷政策在紧缩需求的同时可能取得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供给效应，等等。应当关注宏观调控的供给效应，将其运用到增强制度和技术创新力进而扩大内需上来。此外，我国的体制特征和后发优势，使得我国能够也应当从供给方面直接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具体包括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技术创新政策、人力资本和环境保护政策等。

(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