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fifa：人民币的两个基本问题

在一年前，想写一篇博文《人民币的两个本质问题》(它还躺在草稿箱里，小编就给了“荐”，其实我才写了几行人民币的两个基本问题)。后来想来想去太难了，是自不量力。现在改个标题，我自己认为倒是可以写得清楚：人民币的两个基本问题，都不是中国央行能够解决的。

   一、货币存量(M2)相对于国民消费或GDP而言太高了。

   这个问题，周行长谈到过，好像从帕累托最优一路谈下来人民币的两个基本问题。我认为这不可能是能够由央行来解决的问题，但好像，我们的央行之前有一段时间，认为他们可以解决——这就带来了第一个麻烦。这个麻烦包括什么发股票“对冲”钞票；房子(存量)是货币存量的池子(也许当时说的是流动性，那就更有意思了)。

   这里顺带提一句：股票是资产；股市是钞票换股票的场所。同样是资产，美股的回报率远超房地产。

   二、“非经济人”的经济行为占GDP比重太高了。

   举个例子：中国铁总。到2016年，中国铁总总负债突破了5万亿人民币，由于它是亏损的(还会继续亏下去)，资产/负债比没有意义：因为所有的固定资产最终都是要折旧摊销的。由于没有利润来偿还债务本息，2016年己经进入了“以债偿债”的循环：可以等于说，完全依赖于央行的净投放(这没有人买得起单)。

   5万亿的人民币负债，以订单的形式，形成GDP。简而言之，下游一起瓜分了这5万亿人民币。

   这个问题，也不是央行能够解决的——所以导致了现在的情况和2013年如出一辙：只要央行不放水，私营部门由于资金被不停的滚动挤占，债务利息将再次迅速走高(这一阶段暂时还没到来)。这从现在固投的数据看得一清二楚：国企和私企部门的杠杆率。

   下面要具体展开写。(写起来真是麻烦啊人民币的两个基本问题。)

   先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因为这比较容易，而第一个问题要复杂得多。

   第二个问题，或类似的问题，一切都源于“获利模式”：借用政治权力。剩下的都是形式。无非是某种形式过于野蛮，大家不容易接受：比如把居民消费转变成“三公消费”；某些形式大家容易接受：固定资产投资——比如那边要登陆火星，这边央行需要准备印刷100万亿人民币。

   张五常教授提到过一个概念“县际竞争”，我没有系统性的研究过，当然不敢说懂或不懂，但仍然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一句话：政府能不能被视为一个“经济人”？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政府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经济人”？

   ——我的问题非常简单。谁能证明，以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含金量，那可以拿10个：直接批发回家。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给中国央行的建议是：对“非经济人”的行为间接买单。因为法律规定中国央行哪怕是国债都不能直接购买(能长期坚持做到，这是非常好的)，但是面对现实，除了间接买单，没有其它任何办法。而约束预算是全国人大的事；安排财政是政府的事，这都不关央行的事。

   以前选择的间接买单的方式，是属于核销坏账；现在呢？我怕最后买单会买到手软。在源头不制止的情况下，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会得到一个尽可能可以接受的结果。或者说，我明天准备登陆火星，中国央行还有货币政策可言吗？

   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货币存量。

   一般来说，M2的定义，就是用于统计货币存量。纯理论的“货币存量”这个概念是非常奇妙的，我相信是反常识的。但可以通俗的理解(至少世人皆如此)：我有100万人民币的储蓄，这就是货币存量，它不会消失，就跟金本位时，你手里有一磅黄金一样。

   而M0的定义是有多少货币用于短期现金支付。相对来说就只需要很低的量了：我用10块钱向你买一斤苹果；你再用这10块钱向他买了一又袜子；他再用这10块钱充值了一个月的游戏.......M1就是再计入企业部门。

   记得杭州星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新浪微博号“Value_at_Risk”，他写过：发展中国家储蓄/消费比高的原因是不稳定的低收入(我不记得原话，是这个意思)。按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件工”：这真是一语中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产和资本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就是件工，反映在合约上当然也是如此(注意：是生产)。这是个比较狭义的概念，因为所有人都是计量付酬，就算有人不想，市场竞争也会逼得你这样做。

   三种情况下，这种狭义的“件工”就会越来越少：1、随着经济发展，细分行业不断增长，大到完全容纳本国的就业人口，这就是失业率指标；2、经过长期的竞争，多数行业进入到相对稳定的竞争状态：寡头垄断，比如现在中国的白色家电；3、综合国力相当强，带来经济整体的竞争力相当强，比如美国。

   没有相对稳定的工资收入，也就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国民有连续缴纳商业保险的能力，那么，货币存量只能以银行储蓄主要形式(放开利率管制后，增量就变成了“理财”的形式：实际的存款利率上升)，而社保(定义：由国家主导的二次分配的部份)就只能由国家来统筹安排。

   据说安排到广义的国家公务人员和国民比例为1:5或1:6，人数比是不是错的我不知道(感觉没那么夸张)，但收入比是不会错的，因为税收权是实质的下放，而税率是不会因为人数而改变，总之，这部份实现了“国家管养老”；而医保是一群聪明人在那里“变戏法”，我不知道是变给谁看，也许是变给要戴官帽子的人看。

   不合理的安排，导致货币存量和消费比更加畸型——用于增加GDP，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钱，结果又变成更高的货币存量。举个例子：我今年收入100万，向国家缴纳了30万的税，有20万通过社保被分配出去，中低收入人群，从社保中受益这20万，等于说，在教育、医疗上的支出增加了20万。而实际情况是：这20万被分配给了另一个实际年收入100万的人，存进了银行或拿去投资房地产，这就是为什么，在空置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仍然有大量的货币存量长期流向房地产投资；或者拿去转移走，做固定资产投资。

   GDP的性质是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总量，名义GDP就是以货币计价。我之前举过个例子：去年一套房子100万人民币，今年旁边一套卖130万人民币，名义GDP就增加了30万。据说索罗斯认为中国2017年一季度真实的GDP增长率为3.5%(不知道他的定义是经通胀调整还是以不变价人民币)，考量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今年一季度的同比增速，我认为就算是这个数据，在现有的经济状态下，也还算不错了。

   M2/GDP增速长期扩大，这时，只要央行实行实际负利率(实际利率/通胀率)，必定产生资产价格通胀。这和费雪定义的通胀，或者，他想定义的通胀，完全是两码事。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你只会看到资产价格的上涨(在中国只是房价，因为股票并没有被严格定义为资产)，而不会看到通胀。物价上涨是实际负利率或赤字引发的一次性的价格行为。在数轴-时间轴上观察，它表现的就是量级，而不是速度。

   M2中，还有另的一部份就是贸易盈余。由于汇回国内的美元，无法在本国流通，自然，需要向商业银行兑换成人民币；而商业银行，需要的时候，可以以手上的美元资产，向央行抵押。在这种状态下，贸易盈余所兑换的人民币就会形成货币存量。

   中国央行的处理方式，是向商业银行，以固定价格把美元全部兑付成人民币，这个动机应该是央行想平滑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而如果美元任何原因形成净流出，则表现为央行“缩表”；如果是商业银行，在相对资本回报率逆转的前提下，会形成人民币/本位货币汇价的下跌。而这时央行所谓的“对冲”：即流出多少美元，等额投放多少人民币，这等于说中国央行在贬值期间，在国内进行等额的货币净投放。

   政府赤字，本身不构成“印钞”，那是“铸币税”：向赋税的主体征税。只有当央行购买赤字时，才是“印钞票”。但是，商业银行间接伴演了这个角色：它们购买了赤字——国债，再以国债为抵押，从央行融资。

   而且，商业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也为地方政府赤字和国企亏损融资，这时，由于无法向央行再抵押融资(那样印钞票就是玩笑了)，这就出现了中国央行一些童鞋们说的“基础货币供给不足”。还好我天生聪明玲俐人民币的两个基本问题，一下子就想通了：在脱离金本位后，“基础货币”这个概念就己经不重要了。

   现在这些童鞋们能不能再回答一下：上述过程，正确的表述是什么？

   我上面说了持续了20年的债务增速>M2增速>GDP增速，究竟是什么原因主导了这一进程。

   它们归纳为二个问题：1、“获利模式”，而非经济行为，引发的债务膨胀；2、相对于消费和GDP而言，过高的货币存量。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13亿人民显然是最聪明的，创造一个平台，让他们发挥出自我的潜能显然是最重要的。对于国家来说是这样，对于企业来说也是这样。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最终会超过货币资本。

   第二个建议：政府的赤字，结构上，赶快把固投的比重逐步降下来；把消费的比重逐步调上去。你想要搞到固投/GDP的比值超100%么？税收-分配至少要暂时回归财税的本质。担心企业会死么？那么，储蓄是用来干什么的？己经大到不能倒的，再想办法，而不是跟赌徒一样，继续搞得更大。

   税收权是什么？举个例子：以前中国的高速公路，究竟是收费站还是收税站？我现在是一看就知道了：你的哪个部委，或是哪个国企，间接拥有税收权。

   第三个建议：越让市场竞争起主导作用，优胜劣汰的结果就会让社会整体的资本回报率住上走。虽然经济增速和资本回报率并不是一码事，就像美国，哪怕过去100年，实际GDP增速降到2%，但是巴菲特自我感觉仍然非常好——这种事在中国永远不会发生。而显然，这轮人民币贬值压力不是出在经济的增速上，而是出在整体的资本回报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