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是如何被拖垮的？

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郝一生认为，随着“造血”机能的下降，日本国民收入增量自然也就会不断减少，直至危及生命。日本泡沫崩溃后的一系列的停滞和倒退，均与净投资的锐减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经济20年来的“萎缩”是人为的，是政府财政赤字消费所为，也是投机资本兴风作浪所为。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日本经济二十年萎靡不振的核心问题，是日本国内净投资的萎缩。泡沫崩溃20多年来，将日本经济拖入泥潭的是：“资本外流”、“政府赤字消费”和“金融投机市场”这三大出血口。

在1990—2007年经济泡沫崩溃后的17年中，日本的净投资（总投资减去折旧）增长率，从1960年的24.7%，降到1990年的15.8%，而到2008年居然下降到1.9%，还不到1990年的13%！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日本的净投资总额竟然连续3年降为负数。

2009年下降90360亿日元；2010年下降73480亿日元；2011年下降54160亿日元。这3年净投资缩水的总和21.8万亿日元，差不多相当于日本之前2006—2008年3年净投资的总和。这意味着2006—2011年的6年间，日本差不多没有任何净投资。

净投资就像脊髓，担负着国民经济的造血功能。净投资的不断减少，如同一个国家的脊髓被慢慢吸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随着“造血”机能的下降，国民收入增量自然也就会不断减少，直至危及生命。日本泡沫崩溃后的一系列的停滞和倒退，均与净投资的锐减紧密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经济20年来的“萎缩”是人为的，是政府财政赤字消费所为，也是投机资本兴风作浪所为。

第一：资本外流、投资锐减。

日本1990年经济泡沫崩溃后，政府财政支出消费、资本外流和金融投机市场占有更多资金状态的恶化，必然使日本经济进入一种慢性失血，进而“休克”的状态。

日本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不外乎，第一，日本国内成本的迅速提高导致利润率骤降，国内投资无利可图，国内相对过剩资本日益增多；

第二，海外（如美国）的金融市场投机的利润率大大高于实体经济投资；第三，中国等海外巨大新兴投资市场的出现，成为全球大规模、高回报投资浪潮的末班车。

促使日本国内资本涌向海外，除了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使用费、诱人的中国巨大市场等因素外。

2011年4月日本东北里氏7.0级强烈地震摧毁福岛核电站后，地震后的缺电或电价攀高，也成为日本资本外流的一个新的原因。这使得即便在2013年的今天，依然有约40%的日本企业总裁准备移居国外。

于是，泡沫时期纷纷涌到日本投机股市和房地产的外国热钱，接踵撤离日本，日本国内的“绝对过剩资本”也开始向利润率更高的海外转移。

在1996—2006年的10年中，日本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净流出总计约3009亿美元；同时，日本向海外证券流出的资本总额为2144亿美元，两者合计5153亿美元（约50万亿日元）。

第二：金融投机市场规模。

股市与股票几乎同时诞生。发行股票是对实体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作用的重要融资手段。但是，股票发行和股票交易本质上却完全是两码事。

股票发行到原始股交割完毕为止属于投资，此后的所有股票交易（包括其他金融衍生品交易）大多都属于一种类赌博。金融交易多数是一种零和博弈（全部利润和全部损失之和等于零），它本身并不创造新的价值。

金钱进入投资和生产过程属于资本主义，相反进入消费过程和投机过程（如赌博），都不属于资本主义。鉴别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

包括期货在内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所谓规避风险功能，不过是交易各方之间的反向风险互换，或一批人掏钱填补了另外一些人的风险。金融衍生品规避风险的代价，是必须有人支付规避风险中获益的机会成本。

进入金融交易市场的资本，就像进入了一个黑洞，很难再回到实体经济中去，因为在现实实体经济的投资中，很难找到金融市场那样高的利润率。

于是，金融市场无论自己如何周转，速度如何，总是有一部分资本会像穿上了红舞鞋，永远留在金融交易市场的舞台上旋转起舞，永无休止。

这样，在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筹集资金后，总会有另外一笔大于这些投资资金的投机资本，停滞在金融交易市场中。

事情的本质，并不像美联储（FED）1984年报告认为的那样：由于金融衍生品可以被抵押，“投资于实体经济的净资本供给不会减少”。金融投机市场所占用的资金，会不折不扣地减少实体经济的净投资。

那么，这笔资金的量有多大呢？1960年至泡沫崩溃前1990年的30年中股票市值增量为597.5万亿，1990年日本股票市场市值607.9万亿日元，这差不多相当于1989年日本全国固定资本净投资64.9万亿日元的9.4倍！

1990年日本股市价格崩盘后，大量资金撤离股市。但从1993年起，不甘寂寞的金融市场又在美国之后，推出了一系列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品。

1999年以后，日本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价值大约在20万亿～30万亿日元，未平仓部分约占5%。2008年当年一举攀升到约70万亿日元，一年增长了近3倍。

日本金融机构本身的衍生品持有率一直高达93%～95%（非金融企业和个人的持有率不过5%～6%；美国的该比率大约在80%～85%）。这说明日本衍生品市场不过是金融界自娱自乐的一块自留地。

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资本，与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资本没有任何区别。在金融市场买卖一个金融产品获利（或亏损），与买卖某个房地产从中获利异曲同工。

投资与投机的根本差异在于：投资是利用资本在创造新的价值中获利；投机是通过单纯的倒手、炒作，在对手的失算中获利。

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率，1984年为27.7%，低于日本的同比例（42.5%）近一半。到日本金融泡沫崩溃后的1990年，美日两国的该比例达到相当接近的水平。

此后美国的该比率逐步提高，一直达到2005年的最高点的50.4%。

到金融风暴前，日美两国的实体经济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卷入金融市场交易。

在全球金融风暴前，这些企业的银行贷款，绝大部分都流入了金融交易投机市场，对实体经济投资的釜底抽薪可想而知。

第三：赤字国债消费“黑洞”的规模。

当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告诉人们：政府借钱消费不仅不会有害，还会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有好处。

政府甚至可以通过借钱让失业者挖一个坑后再把它填上，也能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时候，正愁着没理由借债的各国政府大开借戒。

开始，他们还谨小慎微，后来就债多了不愁，越借越多。反正也是用在社会福利，没有中饱私囊。几十年的日积月累下来，债台高筑终于变成了一个个“黑洞”。

全部政府财政赤字消费，意味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的等量膨胀。日本的有效消费需求膨胀率［政府赤字消费／（国内民间消费总支出－政府赤字消费）］从1990年的31%，迅速提高到1995年的141%，2000年的618%和2005年的716%。

政府赤字消费的本质，就是从银行拿走本来应该用于投资的钱，在使社会消费总量不断膨胀的同时，使投资等量被萎缩。

一个国家的总收入就像一块比萨饼，总是或消费，或储蓄（储蓄等于投资）地分成两半，区别只是不同时期消费和投资的比例不同而已。

但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储蓄的比例会是一个固定的常量，轻易人为地改变这个比例，或者酿成“拔苗助长”，或者变成“竭泽而渔”。

政府的“赤字消费”不断增大，其结果并不会像凯恩斯经济理论所描绘的那样美好，收入（GDP）增长会与政府财政赤字消费等比例下降，失业也会相应增加。

政府赤字消费多用掉一分钱，国家的总体投资就会减少一分钱。这部分由于政府支出消费占用的钱，与国内总投资的比率，就是“国内投资萎缩率”：政府债务／（国内总投资+政府债务）。

日本的国内投资萎缩率从1990年的64%，提高到1995年的331%、2000年的138%和2005年的177%。标志此15年间政府的赤字消费，使日本的国内投资萎缩了近两倍。

于是，就会形成如下恶性循环：政府赤字消费膨胀→投资萎缩→收入增长放缓→失业增加→税收下降→财政拮据→新一轮政府借债消费→……

日本原本一片光明的经济增长进程，就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被彻底打乱的。

这一过程，在几乎所有政府赤字消费的发达国家都会存在，病重的已经走到了“国债危机”（如南欧国家），美国和日本这样的超级经济大国最终也会重蹈覆辙，无一幸免。

一句话，在“政府赤字消费”、“资本外流”、“金融投机”这三大要素中，对日本的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还是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消费政策。20年来它断送了日本的收入增长和就业增加，葬送了150年来日本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势头。

关键不是政府不能“干预”，也不是赤字国债不好，而是不可以赤字国债消费。就是说，即便政府借了大笔赤字国债，只要政府在经济低迷时期，拿这些钱去投资兴办实体经济（如修港口、为网络通讯提速等），就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

如在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新政”中，罗斯福的美国政府投资兴建道路、运河等交通设施；或中国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追加投资4万亿人民币加大中国西部开发力度等。

只要政府借钱是用于投资，就不会有今天美国、日本或南欧“欧债危机”国家那样的后患。

政府用人民授权给他们的那把“国债”的铁锨，打着“社会福利”之类的旗号，挖了一个大坑，埋葬了本国的收入增长和就业。旁边插有一块墓碑：“凯恩斯主义——政府赤字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