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迪：美联储把中国反腐逼进深水区

中国的反腐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不光是政客，还有商界精英，还有和中国有利益往来的国际友人。商人怕是因为贿赂已经成为他们经营活动的润滑剂，没有了腐败，财富创造和分配的许多流程就走不下去了；国际友人怕是因为要断了财路，比如我的美国朋友Harry是波士顿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他最近告诉我他们学校今年收到的来自中国的入学申请下降了50%，我告诉他这是因为许多学生的家长正在饱受反腐的折磨。腐败不但使得国内的特权阶层拥有了通往中国经济富矿的快车道，而且还把这条快车道延伸给了不少国际友人。这些人都曾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评过中国的腐败，如今反腐进行到了深水区，伤到了他们的钱袋子，他们又开始对反腐颇有微词了。

实际上习李新政下的反腐能如此深入，除了和习李敢啃硬骨头的改革魄力大有关系，还有就是和中国的债务危机和美联储退市有关，而且这种关联绝不仅仅是时间点上的巧合。我在【解除影子银行危机的根本之道】一文中指出严重依赖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在投资边际回报率不断萎缩的情况下正在陷入庞氏融资的红海，加之2015年中国将迈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个收入门槛，全面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已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就是去杠杆化。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美联储又启动了退市，全球流动性趋向收紧，这将推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严重压缩了其投资回报空间，从而迫使外国游资撤离，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将面临新一轮金融风暴的考验。在前有来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去杠杆化进程走到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反腐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给经济去杠杆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反腐能如此破釜沉舟得感谢美联储，是他们勒紧了中国经济去杠杆化的缰绳。

腐败问题和债务问题息息相关。最近这几年中国经济的投资/GDP比率都接近50%，雄冠全球。这个比率远远高于二战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纪录。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严重依赖信贷和债务规模的扩张，许多官员热衷于这样一种饮鸩止渴的增长模式除了追求政绩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动因就是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让我们透过房地产来以管窥豹：根据法国兴业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总共在建筑业上投入了10000亿美元(包括住宅，非住宅地产和基础设施)，占据约20%的名义GDP——这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个时候可以毫不夸张的讲中国经济是建筑导向型的。无独有偶，中国腐败高发的一个重要领域便在于土地，根据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调研数据，腐败官员中超过一半的人有份参与基础设施和土地交易项目。根据国际农村发展机构Landesa和人民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2011年联合进行的中国17省调研结果：每一年地方政府要从400万个农村居民手中征地；自2005年以来，强制性的国家征地规模每年都稳步增长，受调查的村庄中有43%在过去十年都遇到过这种强制征地；农民收到的征地补贴的平均值是17850美元/英亩，而开发商的复售价格平均值是74万美元美元/英亩。征地补贴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官员贪腐的回报如此巨大，想不腐败都难。除了提供寻租收入之外，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为贪官隐匿和漂白巨额财富提供了绝佳的渠道。一系列“房妹”、“房姐”、“房叔”、“房爷”事件的曝光，已经让外界充分认识到了房地产市场洗钱的巨大威力。

以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扩张债务规模的同时为贪腐行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贪腐产生的寻租收入又进一步推动这种债务扩张。正如笔者在【反腐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指出，贪腐官员的巨额资本通过影子银行系统一方面进行漂白，另一方面进一步助长投资狂热和信贷泡沫。研究巨贪的白手套的敛财理财手法可以进一步确认这种趋势。

腐败是政治现象，更是经济现象。腐败可以看做是一种隐性税收，是一种大规模的资源错配，会加重企业和个人的生存成本，压缩实业的盈利空间。大规模的系统性腐败将导致国民经济成为庞氏融资和资产泡沫的红海，在债务危机中越陷越深。根据IMF经济学家AlexMoumouras与人合著的研究报告【腐败和公共债务】，腐败程度和债务水平波动的幅度以及偷税规模成正相关。而IMF经济学家MarcoPani的同名研究报告则进一步指出腐败将使政府过度扩张信贷和债务，严重时将引发金融危机。这绝非危言耸听，欧盟投资800万欧元给著名经济学家BoR?thstein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根据这个研究的成果，欧猪五国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国家的腐败造成的。

正因为如此我才从经济学的角度推荐通过健全财产权制度，建立全国性的资产纪录大数据库并据此开征资产税，把国资委肢解成若干个“淡马锡”等方式来反腐。目前习李的反腐路线令我很受鼓舞。中国反腐正破釜沉舟向深水区挺进，这得多谢美联储把中国的债务问题逼到墙角，迫使反腐成为经济去杠杆化的利器。此外，美国的FATCA法案也将有助中国反腐。

反腐与改革

深化改革一定要反腐败，反腐败就是深化改革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力度显著加大，“苍蝇老虎一起打”，落马官员的数量、级别，前所未有。对“裸官”的治理，也逐步深入。加之“群众路线教育”和“八项规定”的渐次落实，官场生态正在出现新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官员认识到了“为官不易”。

当前的高压反腐得到公众舆论的高度赞同，但是一些议论也随之出现。有人认为，持续的高压反腐态势影响了经济发展。有人提出，应当给干事的、改革的官员，创造宽松的环境，对于以往的腐败行为，实行有条件赦免。

“反腐影响经济”、“反腐阻碍改革”的论调，可以说一直存在，有一段时间甚至成为主流观点，这种观点被有的经济学家包装成“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

这些议论当然无法撼动反腐的正义与正当，但其流露的情绪、观点，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人们的认识。因此，厘清反腐与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在当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目前的反腐恰逢经济下滑之时，反腐影响了经济增速，很自然会被拿来“说事”。4月初，美林银行的一份报告就测算，反腐至少导致中国今年经济增长减少0.6至1.5个百分点，因经济活动减少带来的损失可能会达1350亿美元，接近孟加拉的经济规模。而高端餐饮业、酒店业的凋敝直接缘于反腐，在公共舆论中更是成为共识。

在现象层面，这些看法有其合理逻辑。但需要明确的是，所谓因反腐而受到影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因腐败创造出来的繁荣，不是恰恰反证了一味追求速度的弊病和伴随腐败而来的繁荣中的泡沫？这些绝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所应有的东西，也无法被其他社会成员认同，最终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短期的经济下滑以及某些行业低迷，也并不能证明反腐不当。

腐败绝不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反腐实际上是主动改革的一种方式。因为，反腐有助于改善经济结构和完善市场体制，为下一步改革发展铺路。

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在于其必然会遭遇以权力阶层为主体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竭力阻挠，反腐也一样。因此，有人从社会稳定和创造宽松改革环境的角度，主张对某些“腐败呆坏账”就此划断、实行特赦，以换取这些既得利益者对于改革的支持。这样的观点当然也有其道理，但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一个无法绕过的必要前提是，必须由“权力反腐”过渡到“制度反腐”，把反腐纳入制度轨道，让反腐成为改革的有机组成，由此“特赦”才会获得正当性，才会达成社会谅解。否则，仅仅依靠权力反对权力腐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制度建设，目的在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不是把官员关进笼子里，不腐败的官员，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担心因为反腐，改革没人推动了，事情没人干了，是“官本位”的陈腐思想在作怪。一旦做了官，连腐败也是有理的，把自己腐败的原因归结为制度和环境，说这样做是为了改革，这种糊涂思想，危害极大。说什么为了改革，请问，这样的改革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吗？这不是为了改革，而是糟蹋改革！

固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看着他因腐败而沦为阶下囚，感到痛心，是人之常情，但是，因此无原则地提出什么“赦免”，则是皇权专制时代意识形态的残余，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观念，相距何其遥远！

检视中国当前的反腐，决策层的重视和决心固然重要，但仅靠这一点显然不够，还必须在制度建设上下大工夫。需要继续坚定地推动全面改革，通过改革建立起他律机制。

在此，不得不强调的是，在短期，高压反腐，便于打开改革局面；但是，就长期而言，要打造“常青廉政”，则必须依靠法治反腐、制度反腐，扩大公共参与，健全民主监督机制，这才是针对腐败等政治顽症的治本之道。也只有通过法治反腐和民主反腐，官员和民众的合法权利才能获得平等一体的保护。

全面深化改革，本质上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对其所遭遇的阻挠和干扰无需惊讶。而在更深层次上，反腐其实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需求日益迫切。如果政治体制不改，也就意味着利益分配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官员手中的权力就得不到有效制约。请想一想，一个能源局正处级副司长的家中，居然搜出上亿元的现金，说明了什么？还不是权力太大造成的？如果不能把他手中掌握的审批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就会有更多官员被关进笼子。因此说，辅以制度建设的反腐败，本身就是改革，就是对改革负责。

当前的高压反腐，是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切不可把两者割裂开来，不应就反腐谈反腐，就改革谈改革。深化改革一定要反腐败，反腐败就是深化改革。（中国经济报告）

反腐拖累中国经济吗？

美银美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中国反腐大潮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压力，或将使中国GDP降1%。

随着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落马，中国“打老虎”的战役又下一城，根据新华网的报道，现年71岁的徐才厚涉嫌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

随着越来越多的部级以上干部遭到调查，不少分析师认为反腐的冲击已经直接体现在了中国的经济领域。来自美银美林的陆挺认为，一些官员想要开展新项目的官员因忌惮反腐浪潮，将可能暂停计划中的项目，包括其它一些可能与腐败联系在一起的行为。

陆挺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央的反腐行动在2013年对经济的主要影响是减少了奢侈品消费，而在今年的最大影响是降低了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包括一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因为他们害怕遭到反腐调查，同时也失去了这么做的经济动机。

首先，因中央的反腐行动大大压缩了潜在的腐败空间，所以一些官员没有动力去上马新项目。第二，那些本来就很清廉的官员也会对开新项目有所忌惮，因为他们害怕与反腐调查会落在自己身上。所以，“不作为”成了部分官员自保的最佳途径。

陆挺表示，从观察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存款增长情况就可以估算出，反腐行动对中国GDP增速上的影响可能为1%左右。

自2013年春季以来，财政存款增速从负值一路飙升至今年2月的高点28.3%，而事业单位存款今年2月时同比增速也达到了23.6%，财政收入的增速也降至10%左右，名义GDP更低。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应该对腐败网开一面，陆挺认为腐败在长期上来看势必会影响经济持续增长，因官员会在商业中制造门槛或繁文缛节，以求权力寻租。

那么如何一边打击腐败一边能维持GDP的扩张呢？陆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将额外的存款花在国民福利项目上，比如保障性住房、医疗保健、及一些基础建设项目，特别是在中国的西部地区。

关于打击腐败与经济增速减缓的问题，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本周曾表示，所谓反腐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是个伪命题。

楼继伟说，腐败常常和政府的过多管制结合在一起。管制会造成寻租。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使得市场发挥更好作用，使得更多正能量调动起来，对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

楼继伟表示，“我们也观察到一些现象，比如高档酒店以及高档烟酒消费市场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但我们也发现市场调节得非常快，现在有些高档饭店已经开始做外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