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林：理解新兴经济体增长和波动的新框架

认识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规律，对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刘培林与合作者撰文，归纳了成功后发经济体追赶进程的三方面典型事实：经济增长速度的时间分布呈现倒U形轨迹；为期20~30年的高速生产率提升和人均物质资本积累；快速的产业升级和剧烈而迅速的结构变化。他们据此首次在文献中提出了“追赶周期”（Catching-upCycle）的分析框架。

追赶周期的实质是什么？除了在理论上填补文献空白的意义之外，这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有何现实指导意义？就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近日对刘培林进行了专访。

后发国家在追赶中阶梯式成长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格局。您和合作者提出的追赶周期分析框架，对于理解中国今后发展前景这一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议题有何帮助？

刘培林：我们曾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前景，并系统地归纳了国际上追赶进程比较成功和曾遭受重大挫折的后发经济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结果表明，追赶是有规律的。我国的追赶进程尚未结束，因此，识别追赶的规律，解释其机制，对于我国今后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政策、顺利跨入高收入行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识别的规律，就是所谓的“追赶周期”。

日报：“追赶周期”似乎是一个新的概念，其理论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培林：第一，这是一种新识别出来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形态，包括这样几个阶段：起飞前的长期低速增长，20~30年的高速增长，10~20年的中高速或中速增长，之后转入和发达国家接近的低速增长。

我们知道，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实经济运行都是多种周期叠加在一起所决定的。从源头上识别出周期的种类，并透彻地理解各种周期的形成机制，才能游刃有余地理解作为结果的实际经济运行。

较之经济学文献基于发达国家经验所识别的其他类型的周期，追赶周期对发展中国家发挥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要从追赶周期这一发展中国家特有规律出发。这是对周期理论的一个贡献。

第二，识别出追赶周期之后，我们发现，目前国际上对后发国家经济追赶最有影响的解释，实际上并未抓住核心机制。目前对追赶的主流解释是：后发国家在一开始就掌握了和前沿国家一样的技术知识，追赶过程无非是通过资本积累把这种技术知识变为现实的过程。

现状是：后发国家并不是在一开始就掌握了和前沿国家接近的技术知识，而是在追赶过程中阶梯式积累。与这个积累过程相伴的投资活动所内嵌的技术水平也是逐步提升的。试图一步到位地投资于最前沿技术，会适得其反。

下面的事实对我们的解释提供最有力支持，即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整个追赶过程，从增速上看是一个倒U形轨迹；中间为期20~30年的高速增长平台期内，尽管资本积累速度很快，资本回报率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些经验事实与主流解释不相容，而与我们的解释相容。这是我们通过解释追赶周期的形成机制，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做出的另一个贡献。

追赶周期是后发国家必经阶段

日报：追赶周期听上去似乎是一系列现象的一个总标签，其实践价值和政策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

刘培林：第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水平划分标准，目前全球70亿人口中，生活在中等收入、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分别为49亿和8亿，合计占全球总人口的82%。这么多人口所在的经济体，显然都处在追赶周期的某个阶段上。

第二，发展中国家准确识别所处的追赶周期的阶段，对于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大有裨益。追赶周期是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大道理；而小道理是短期商业周期。大道理管着小道理。

具体来说，普通商业周期应该被熨平，虽然实际上做不到；但追赶周期不能够被熨平，也不应该被熨平。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后发国家所必须追求的周期。从政策选择上看，如果处在追赶周期的起飞阶段，则宏观政策应该大力度刺激，助力起飞的实现。如果处在高速增长阶段，那么遇到了短期商业周期的衰退，可以采取比发达国家力度更大的刺激措施，而不用担心严重的后遗症；即便遇到了短期的普通商业周期的经济过热，也无需采取像发达国家那样力度的紧缩措施。但是，如果处在追赶周期后期的潜在增速下降阶段，则不能用扩张性宏观政策予以刺激。这个阶段如果沿用高速增长平台期的宏观经济管理思维，则会导致大起大落。

第三，后发国家在20~30年高速增长平台期经历的许多结构性变化，对其治理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从已有经验来看，这短短的二三十年内，产业、就业和城乡结构快速变化；人们倾向于预期高增长将一直保持下去，导致不少供给弹性小的资源、土地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人际之间人力资本提升速度差别和其他复杂的因素，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环境往往趋于恶化；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提升。

发展中国家在享受后发优势带来的红利、实现高速追赶的同时，也需要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内，迅速地提升治理能力，解决好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中，是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时间内逐步解决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个规律，会掌握主动权，对追赶周期的管理会更好，追赶进程也会比较顺利、平稳。

日报：这么来看，追赶周期与其说是关于技术追赶和资本积累的故事，毋宁说是关于制度变迁的故事。

刘培林：的确如此。我们是通过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特别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识别出追赶周期的。同时，众所周知，也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过程遭受重大挫折。比如，二战刚结束时，国际社会普遍看好资源丰裕的非洲，而不看好人口多、资源贫瘠的亚洲。而后来的实际与当时的预期却大相径庭。此外，拉美不少经济体也曾经实现了经济起飞，但高速追赶平台期尚未走完，就遭受了重大挫折，一度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更精确地说，追赶周期实际上是在体制和战略都合适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潜在的比较理想的发展轨迹。这种潜力能否转化为现实，取决于体制、战略和政策。

日报：追赶周期的框架对当下我国的改革有什么启示？

刘培林：结合中国的实际，我只想强调一点。高速追赶平台期基本结束，转向中速增长的过程，并非像在电脑上把一个100平方厘米的图缩到70平方厘米那样简单，这个过程绝不仅仅是同样经济结构前提下的一种等比例缩小，而是后发优势减小的背景下，增长动力由之前主要靠技术模仿，向更多依靠自身创新的重大转变。只有对经济体制做出重大变革，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否则，就难以成为高收入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但形成自觉改革的共识，殊为不易。难点首先来自于认识。人们可能会这样想，过去的体制已经支撑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要做出重大改革。另一个难点则是利益结构的制约。抛开非法利益不论，高速增长平台期形成的许多合法利益，在走向创新驱动的中速增长阶段时，会遭受创新活动所伴随的创造性破坏的冲击，因而有可能成为改革的迟滞力量甚至阻力。

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对受损利益方给予合理保障，减弱这种利益结构带来的阻力，甚至将之转化为改革的积极力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这些问题有周密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实《决定》，既是化解眼前突出矛盾的有效途径，也将为国家迈向现代化奠定长远而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