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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指标

不同机构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不同看法

来源:上海证券报|浏览:|评论:0条   [收藏] [评论]

在对近几个月的经济表现发表看法的分析人士中,有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调速换挡,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因此速度降一点不足为奇。这种观点隐含一个重要判断,即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移…

在对近几个月的经济表现发表看法的分析人士中,有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调速换挡,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因此速度降一点不足为奇。这种观点隐含一个重要判断,即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移。这不是一个短期问题,而是中长期问题。在下一个五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到底是多少?哪些因素将影响潜在增长率下移?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又需要做哪些政策调整?国家信息中心张前荣先生对此做了一番文献梳理,可资一读。

——亚夫

近年来,诸多研究机构对我国“十三五”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测算,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潜在增长率为6%-7%;第二种观点认为介于7%-8%之间;第三种观点认为可达8%以上。三种观点均认为潜在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了中高速发展阶段。

目前的研究从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等供给方面和出口、房地产需求、城镇化等需求方面解释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但没有解释我国潜在增长率在短时间内下降2-3个百分点的现状。因此,后期研究应着重分析潜在增长率短期内快速下降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避免未来潜在增长率再次过快下降。

对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增长平台转换的原因和影响因素,研究机构和学者主要从要素供给、需求和国际经验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基于对“十二五”中后期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的预判,专家和学者提出要接受经济增速下降的现实,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张前荣

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专家和学者主要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借鉴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规律,对我国“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进行了测算,形成了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潜在增长率在6%-7%之间,二是介于7%-8%,三是达8%以上。三种观点均认为潜在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了中高速发展阶段。

人口红利减弱、储蓄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和产业结构服务化加快是导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供给因素;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城镇化速度放缓、出口增速回落是导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滑的需求因素。

大部分学者认为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是避免潜在增长率过快下滑的主要措施,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以投资为主的需求政策仍有较大的空间。

“十三五”期间我国潜在增长率测算

近年来,诸多研究机构对我国“十三五”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测算,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潜在增长率为6%-7%,第二种观点认为介于7%-8%之间,第三种观点认为可达8%以上。

1.潜在增长率介于6%-7%之间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以资本回报率作为解释变量,不包含国家预算内的全社会投资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模型测算结果显示,1978-1994年期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10.4%,1995-2009年期间为9.8%。

根据分析设定2012-2020年中国年均投资增长率为13%,“十二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年均下降0.33%,“十三五”期间年均下降0.31%。“十二五”期间,中国年均潜在经济增长率为7.2%,“十三五”期间为6.1%。“十二五”期间TFP年均增长率为3.1%,“十三五”为2.7%。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利用带有环境变量的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测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测算结果显示1978-2008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均值为9.5%。其中,80年代为8.1%,90年代为10.2%,2000-2008年为10.6%。在1978-2008年的平均9.5%的潜在增长速度中,约有1.3个百分点是环境的代价。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新一轮经济规模的扩大,环境代价也相应提高,约有2个百分点是环境的代价,技术进步速度30年中平均为1.8%。据预测,未来十年固定资本投资增长速度比历史平均趋势低2%-3%,“十二五”期间GDP潜在增速为7.7%,“十三五”期间为6.5%。

社科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张延群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模型对我国的潜在增长率进行研究,测算结果表明1970-2007年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3.3%。假定“十二五”期间投资占上一年GDP的比重为2005-2007年的平均值,“十三五”期间下降5个百分点,则“十二五”期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8.3%,“十三五”期间为6.7%。

2.潜在增长率介于7%-8%之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采用了三种方法对我国潜在增长率及其转折时间窗口进行了测算。

第一种方法是把我国作为一个整体,比照日本、韩国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人均GDP(1990年不变价)达到11000国际元后,经济增速下降30%左右的经验,推算我国潜在增长率及其下台阶的年份。

第二种方法把我国各省作为一个经济体,根据不同的省情选定国际上不同的经济体相比照,推算我国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在此之后各省经济增速降低30%。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我国人均电力消费等大宗商品的数量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与韩国、德国等经济体进行对比,预测我国经济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和潜在增长率。

综合以上三种测算结果,预计我国潜在增长率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按照以上三种方法预测结果的算术均值,“十二五”期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9.1%,“十三五”期间为7.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利用CGE模型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RC-CGE),模型包括42个生产部门。测算显示中国今后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十二五”期间GDP潜在年均增长速度为7.9%左右,“十三五”期间为7.0%左右,2021-2030期间为6.2%左右。从经济增长的源泉看,“十二五”时期以至2030年,资本贡献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5%以上。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利用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测算结果表明,1992-2009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年均值为10.2%。其中,20世纪90年代的均值为10.6%,2000年以来平均为9.8%。2011-2020年潜在增长率为7%左右,比前十年约下降3个百分点左右。其中,劳动力和资本变动将使2011-2020年的潜在增长速度较2000-2009年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环境约束的加强使得经济潜在增速下降0.6个百分点,外需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潜在经济增速下降0.5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采用了受教育年限和就业人口的乘积作为人力资本,并假定人力资本的年均折旧率为0.9%,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估算和预测潜在增长率。假定“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0.1%,较前十年约下降2.0个百分点,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为2%,比前十年下降0.45个百分点,则“十二五”期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为9.1%,“十三五”期间为7.5%。

德意志银行马俊利用CGE模型估算了我国的潜在增长率。2000-201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10.1%,“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略高于7%。出口和房地产需求减速使中国的GDP增长潜力从10.1%降低了2.7个百分点至7.4%。

3.潜在增长率可达8%以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根据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潜在增长率。中国2008年的人均收入仅有美国的21%,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国台湾、1977年的韩国和美国的差距。日本1951-1971年期间GDP年均增长9.2%,新加坡1967-1987年期间GDP年均增长8.6%,中国台湾1975-1995年期间GDP年均增长8.3%,韩国1977-1997年期间GDP年均增长7.6%。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971年日本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65.6%,1987年新加坡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53.8%,1995年中国台湾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54.2%,1997年韩国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50.2%。中美之间的收入差距表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技术、产业和制度所决定的生产力差距,20年以后中国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就可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50%,在今后20年继续实现年均8%的潜在增长率。

汇丰银行屈宏斌利用HP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对我国的潜在增长率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介于8%-9%之间,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2015-2017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介于8%-8.5%之间,2018-2022年有望保持8%的潜在增长率。因此,“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略高于8%。

未来我国劳动人口下降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不大,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抵消劳动力下降的影响。改革和城镇化推动的劳动力转移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尽管从危机之前约23%降至目前15%左右,但仍然远高于许多经济体不足10%的水平,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仅为韩国的17%,美国的8%左右,低于中国人均GDP占韩国的37%和美国26%的比重,表明我国当前投资不足而非过剩,基建投资空间巨大。

4.对潜在增长率走势综述的几点总结

利用生产函数和CGE等模型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进行预测,关键是对要素投入的设定,不同的设定可得到不同的预测值。因此,后期我们对“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测算的重点应是分析未来劳动力、资本和环境等要素投入的变化趋势和规律,从而更加准确的测定“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

参考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规律预测我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主要有两个角度。刘世锦等从绝对收入角度出发,参考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规律预测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林毅夫和屈宏斌等从相对收入角度出发,预测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可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两个角度相结合,借鉴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规律,测算我国“十三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

目前的文献从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等供给方面和出口、房地产需求、城镇化等需求方面解释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但没有解释我国潜在增长率在短时间内下降2-3个百分点的现状。因此,后期我们的研究应着重分析潜在增长率短期内快速下降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避免未来潜在增长率再次过快下降。

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原因及影响因素

对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增长平台的转换的原因和影响因素,研究机构和学者主要从要素供给、需求和国际经验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从要素供给角度论证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和增长平台的转换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从人口红利视角论证了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根源。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抚养比下降产生了高储蓄率,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供给,同时,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保证了高资本投入可以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过去我国生产要素的供给与生产率的提高都与人口红利有关,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

但以出现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现象为标志,我国于2004年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以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即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拐点,我国从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消失。而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供给方的能力,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减少和人口抚养比上升,引起储蓄率降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投资率下降。因此,目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一个自然的减速过程,而非受外部冲击的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余斌认为,供给方面主要有三个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1978-2010年的33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经济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实现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一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中国总人口仍然处在缓慢上升过程中,但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达到峰值,15-59岁劳动人口最高值出现在2011年,15-64岁劳动人口在2015年达到峰值。2011年末,我国总人口13.4735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是1.85亿,占13.7%,比上年末提高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是1.23亿,占总人口比重9.1%,这个指标与上年相比提高0.25个百分点。国际通行标准是,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超过7%就进入老龄化阶段。

二是老龄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过去30年,我们反复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也就是集中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30年后,在大多数产业领域,我们的技术装备水平接近、达到甚至超越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意味着全球没有现成的成熟技术可供引进、消化、吸收,我们被迫转入自主创新,要走上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新道路。转向自主创新意味着成本的上升、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明显增加。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认为,促使我国潜在增长率下滑的主导因素一是人口转型,二是经济结构服务化。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劳动力人口比重和数量均呈现下降趋势,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劳动参与率下降,在相当大程度上主导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我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逐步形成,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中国经济减速势成必然。北京、上海等东部发达省市已经进入经济减速通道。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发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与日本产业结构短期内的迅速变化相似,对经济过渡期间的冲击较大。与发达国家“结构性减速”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结构性减速”发生在相对较低收入水平上,进而对国民福利提高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巨大影响。

2.从需求角度论证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和增长平台的转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将触及需求的“天花板”,导致潜在增长率下滑。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转换。供给面的变化将会对增长形成硬约束,同样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在既定技术条件和预算约束下,任何一种需求都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都是有边界限制的。即使供给能力充裕,当触及需求边界时,也会形成产能过剩。

2012年我国住房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长期需求的年度性峰值约1300万套,预计出现在2015年左右,此后很可能保持在既有水平,或出现负增长;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建设,在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其密度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今后一些年将基本保持略高于GDP的增长率。一旦长期需求峰值出现,过去曾多次出现的短期过剩产能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的情景将不再出现,就会形成真的产能过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余斌认为,“十三五”期间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引致潜在增长率回落。过去30余年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已经基本建成,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基本完成,未来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

德意志银行马骏认为,出口、房地产需求和城镇化放缓是导致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需求因素。2000-2010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达22%,预计今后10年中国出口增长只有10%左右。二是房地产需求减速。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今后10年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将下降一半。三是城镇化速度放缓。今后十年城镇化速度将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左右。

3.从国际经验论证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和增长平台的转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认为,从国际经验看,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二战以后实现成功追赶的一些经济体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在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GDP达11000国际元左右时,经济增速均出现了30%左右的回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与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比较接近。

根据研究测算,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约8000国际元,在今后不长时间内将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间窗口,有可能出现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下台阶以前的高速增长期,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上升并保持在较高水平,下台阶后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则相应上升。经济增长率下台阶以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会相应放缓。这些基本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相符,表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以及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阶段性转换可能已经开始。且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省市,近年来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速度明显回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也符合从发达地区开始回落的逻辑。

德意志银行马骏研究认为,1990-201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比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前十年下降1个百分点。

汇丰银行屈宏斌认为,与前沿国家美国的差距而言,今天的中国人均GDP相当于1950年代末的日本和或者1980年代初的韩国。彼时,日本和韩国又用了十到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赶超,其中日本在60年代实现了年均8.8%的高增长,韩国在80年代实现了接近8%左右的增长。借鉴这两个国家赶超的经验,中国有潜力在未来十年继续保持8%以上的潜在增长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认为,中国1979年开始市场转型,采取了实用的双轨制政策,一方面,政府继续对重点领域提供暂时性保护;另一方面,政府也向私人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劳动密集型领域,这一政策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实现了长达30余年年均9.9%的快速增长。

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措施

基于对“十二五”中后期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的预判,专家和学者提出要接受经济增速下降的现实,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建议,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潜力,一是要消除双轨制改革时期遗留诸如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资源价格体系等各种扭曲政策,消除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如不断扩大的收入和城乡差距、资源利用低效和环境失衡、外部失衡、腐败和教育等各种社会问题,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硬件”(电力、电信、公路和港口设施等)和“软件”(监管、法律框架和文化价值体系等),以专利、对基础科研的支持和政府采购等措施,来支持技术、产品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引导企业进入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部门,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

三是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应以投资为主,一旦舍弃投资转为消费,中国将很快陷入危机。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认为,潜在增长率由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供给因素决定,不需要通过拉动需求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要通过改革稳定潜在增长率或避免潜在增长率下降过快。

一是要接受潜在增长率降低的现实,在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时,着眼于供给方因素而不是需求方因素。

二是通过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可以利用中西部的劳动力资源,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推进深度城市化过程。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三是逐步减少和破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建议,增长阶段转换期宏观政策的主要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能保持7%-8%的增长即可,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一是要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公平就业机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会。

二是放宽准入,推动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引入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外部投资者。

三是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立足于实质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四是促进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改变速度效益型的企业盈利模式,加大兼并重组力度,使有竞争力的大企业规模更大,中小企业更专。

五是完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建议,“十三五”之前的战略总目标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实施经济与社会并重的协调发展战略,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以消费升级为重点的扩大内需战略,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的深度城市化战略,破除资源环境约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包容、平衡的经济大国战略。

为此,在关键领域的改革必须迈出实质性步伐。一是推进以放松土地、利率汇率等生产要素管制为重点的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二是统筹国企改革与社保体系建设;三是推进以重建国家能力为目标的政府改革;四是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为重点的收入分配改革。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应积极应对产业结构服务化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影响。

一是要加快东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与工业的结合,通过效率的持续改进来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和扩大服务的规模,打破垄断、降低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门槛,使其与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相结合。

二是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人力资本培育和创新,严格制定实施节能减排标准,以此激励新工艺、新技术的探索开发,挖掘增长的创新潜力。

德意志银行马俊认为,“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7%是经济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影响社会稳定。理想的名义GDP增速是10%左右,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速2-3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因此,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2%至13%。

汇丰银行屈宏斌认为,应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开放,推动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利率市场化、债券市场发展、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是推动金融改革的重点,债券市场是金融领域改革的突破口,发展债券市场要加快预算法的修改,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加强对国内分割债券市场统一与有效的监管,培育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作为债券市场的主体。

二是放松准入与管制,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通过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要做好公益性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而一般竞争性行业应该交由市场鼓励民营企业的参与。

三是进一步对外开放,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放宽投资准入,推进服务业有序开放,放开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强调上海自贸区在推进改革开放方面的排头兵地位,建立开放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等等。四是加快推进投资,尤其是基建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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