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低效”亟须体制改革

总额高达4万亿元的巨额投资，曾经让国企在应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中交出一份靓丽的成绩单，然而随着“4万亿经济刺激措施”逐步退出，国企问题又开始暴露出来。根据此前公布的国内上市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显示，国企成为亏损大户，前十大“亏损王”竟然均被国企包揽。这不得不令国人对国企的效率问题产生质疑。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国企还不能说具有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在决定员工去留、高管薪酬及重大人事安排等方面还受到体制的制约。

国企是否低效

无论国企、民企，效益有好有坏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去年以来的情况看起来却有些特殊。相关机构根据公开财务报告统计显示，沪深两市最大“败家子”榜单中，国企包揽前十。这十大巨亏企业2012年度合计亏损金额高达近500亿元，中远居首，中铝、中冶随后，鞍钢、马钢、山东钢铁、安阳钢铁、华菱钢铁等5大钢铁公司全部入围。

一些专家将2012年前述大型国企亏损归咎于多种原因，其中“成本上升”和“价格机制不完善”排在最重要的位置：由于能源、原材料(行情专区)价格上涨过猛，产品成本上升较快使企业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由于部分资源性产品和公共产品价格政府控制较多，未形成市场化的价格调节机制，导致与之相关的行业利润大幅波动。很少有人将这些国企巨亏归咎于体制机制的问题和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不善。

实际上，认为我国国企效率低下的观点并不仅仅来自于国内，2012年2月，世界银行(行情专区)推出的《2030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研究报告开篇便做出结论——国有企业效率远低于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

但是针对上述观点，有人认为，“国有经济效率低下”是违背事实的。“国企低效论”也混淆了经济效率、经济效益与利润，单纯用利润衡量经济效率或效益，过于狭窄。

“观察国有企业的效率，不能仅观察国有企业产值大小、获利多少，更重要的是观察它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支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观察它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延伸效率，即观察它的总投入产出比。”有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该专家说，从宏观效益考察，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产生社会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具有科学配置资源、调节总供求关系、社会诚信和社会责任等经济效益；从微观效益考察，国企具有“四高”，即投资产出率高、劳动生产率高、剩余产品率高、大型国企整体利润率高的特点，总体微观效益高。

体制弊端亟待改革

纵观2012年出现巨亏的国企，以航运、有色、钢铁等企业为主，这些行业受全球金融危机及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比较大，这些行业整体都不景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国企出现巨额亏损，似乎与企业自身关系不大。

不过，天强管理顾问总经理祝波善指出，许多大型国企的亏损是不可忽视行业性问题，但不少国企亏损数额及利润降幅大于同行业的民企同样值得关注。即便在钢铁全行业低迷的情况下，民营钢铁普遍好于国营钢铁就是这样的例子。

在祝波善看来，这些国企巨亏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少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依然是半官僚化的弊端，过去在经济形势较好时，轻易靠政策和资源赚到了钱，但是，这种内部管理体制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显然极度不适应。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国企在决定员工去留、高管薪酬及重大人事安排等方面还受到体制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人员能进不能出”，高管薪酬还无法完全与市场接轨，企业领导人很多都是政府任命，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包括在人事、产品(主要是水、电、油、气等产品)定价、不属于主业的投资等方面都没有完全的自主决定权，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

当市场不好时，民企可以通过裁员、停产、及时调整政策度过危机，而国企在这方面就不如民企灵活。本报记者在深入部分国企调研时还发现，有的国企本来历史包袱就较重，加上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弊端，员工工资水平也比民企高，种种因素导致单位产品综合(行情专区)成本远高于民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市场下滑想不出现亏损都很难。

有国企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要解决涉及体制的问题，国企自身基本无能为力，这也是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艰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