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规划目标下调安全监管无需弃核

核电发展规划再露端倪。国家能源局副局长钱智民10日称：“《2020年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核电安全规划》已通过国家能源局审议，并上报到国家发改委。”两个规划如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将重新开启中国核电建设。

核电作为一种重要的清洁能源，与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的专家表示，中国应积极发展核电，日本核事故对核电发展会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但我国能源消费的总量增长较快，不可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弃核，应高度重视核安全监管。

我国核电发展目标可能下调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国四条”要求在核安全规划出台之前，我国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日前称，核电中长期发展目标可能最终被定于6000万到7000万千瓦之间，低于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的8000万千瓦。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相关人士获悉，此次《核电中长期规划》主要与《核电安全规划》相配套，核电中长期发展目标将低于此次媒体报道的7000万千瓦。

“中国发展核电别无选择，虽然单位GDP能耗出现下降，但按2015年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例看，2015年要占11.4%，2020年占到15%，目前非化石能源占比大概在8%左右。非化石能源包括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又包括水和非水能源；可以大规模开发利用、技术相对成熟又有经济性的，只有核电和水电，水电建设周期很长，生态保护任务比较艰巨，而且水电受气候影响较大，去年由于干旱造成水电发电量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发展核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经部部长冯飞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冯飞的观点得到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史丹的赞同，她告诉本报记者：“我国应该积极发展核电，在环境效益、供电稳定性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等方面，核电很重要。然而，发展核电并不意味着"大干快上"，要以科学的态度做好规划，现在有很多基础工作还没有解决，比如核废料的处理等，应高度重视核安全问题。”

“中国核电审批项目大多采用二代核电技术，与日本福岛的原理类似。自日本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国家对核电装备的安全技术要求就不断升级。从目前来看，三代核电技术取代二代技术已成大势，而三代技术中的AP1000凭借其安全高效性将逐渐成为未来核电技术主流。”中广核工作人员说。

核事故促技术和标准提高

日本核事故在全球引发后遗症，瑞士、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先后宣布“弃核”。张国宝也称：“虽然全球各国对于核电发展的态度不一，但中国从政府到业界对于未来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的积极性仍在保持。”

“德国等国家发展了替代能源，但我国还不可能弃核。目前电力供应主要依靠煤电，很难清洁化。全球发生的核事故更多的是人为事故，在于安全管理和专门监管，只要把它看作高危行业，还是能实现安全管理。如果严格管理、落实责任，能够实现安全发展核电和节能减排的目标。但现在人才和技术有些跟不上，今后要加强人才培养，各要素要匹配，才能安全稳定协调地发展。”史丹对记者说。

冯飞也表示，核电最重要的是安全性，核技术经过几十年发展有很大进步。全球核电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核泄漏事故，会对核电发展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但大事故会让核的技术和标准有质的飞跃，上一个新台阶。日本核事故后，全球核发展会减缓，甚至部分国家宣布弃核，但核电对人类的贡献，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也是必须发展的，但会经历增速减缓的过程。

“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前，国际能源署预计未来核电增长到2020年在现有基础上会提高6到8个百分点，但当初的想法目前来看难以实现了。但核技术会向更加安全可靠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冯飞说，现在的核技术要更加安全、高效，目前我国在核先进技术应用上走在了世界前列，第三代核电技术全球还没有商业化应用，中国有4台在建的第三代核电，都是通过引进和合作的方式。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称：“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的战略，核电站建设最终由政府进行决策，有三条重要依据，技术在全球最先进、安全标准最高、核电站的排放最严格。未来中国核电发展的技术与安全路线在福岛事故后逐步清晰。”

核电重在监管

福岛事故一周年前后，美国政府宣布结束30多年没有新建核电站的历史，美国政府担保业主投资80亿美元开始建设沃特电站，2台AP1000的核电机组。英国政府决定在2050年之内重新建设22座反应堆，以替代目前正在运行的20个反应堆。

“中国要找到大规模发展的非化石能源，目前看是水电和核电。一个核电机组总容量可达到一千万兆瓦，而风电的主力机型平均不到2兆瓦；核电一年的利用小时数是8000小时，风电往高了说是2000小时；大规模替代效应可以看出来。”冯飞说，目前我国核电的建设规模确实大，在建的核电机组有28台，大概占全球在建机组规模的43%，适度放缓核电站建设，避免萝卜快了不洗泥，防止安全隐患是必要的，同时要加强核安全监管。

对于日本核事故，冯飞认为最大的教训是核泄漏事故发生后的应急能力不够，而且没有独立的核安全监管部门，主管核电安全监管的和主张发展核电的部门在一起，所以地震后日本迅速成立了独立的核安全监管机构。

“目前来看，我国核安全监管的部门和能力短缺，核安全监管机构设在环保部，一个核安全局，从人员设置和机构看，还跟不上如此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核设备建造、运营，核安全监管的机构和能力都要加强。”冯飞说。

与国际企业加强合作

光大证券分析认为，风电和光伏等新能源发电，无论从装机容量、发电量还是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上都无法完全替代核电。但考虑到在日本核事故后，公众舆论对于发展核电的态度较为敏感，各国在发展核电上的政策选择上大相径庭，促使管理层对中长期规划核电装机目标的制定较为谨慎。

“由于人们对核电和核安全的担心，会影响到核电站的选址。全球发生大的核事故，这提醒我们要更关注核电的安全，包括建设过程、运营和核废料处理。”冯飞建议，应加强核的国际间合作。在选址、灾害防治、核事故发生后的处置预案上，既要和国外企业加强技术和产业合作，同时在安全上加强合作，充分汲取日本核事故的教训，更高效地发展核电。

在史丹看来，核电的发展核心是以安全为目标，从日本的事故可以得到的教训是，核电的选址，不要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还要考虑后期的处理。目前我国对国民的核电安全教育做得还不够，不论是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还是普通百姓，加强安全教育可以减少事故带来的风险和危害。

她建议以科学的态度做好核电规划，不能受地方政府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影响，因为上核电项目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较大。“不适合建的地方坚决不建，从整个公共保障的基础上，满足经济社会需求，从全国配置考虑，建在合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