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行巨额国债会否挤压私人投资？

财政部在此间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交的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中指出，今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将达到９５００亿元。北京的经济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如此高的预算赤字意味着国债发行规模将创新高，但这既不会对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大的冲击，也

　按照经济学理论，一国大规模发行国债会抬高其市场利率水平，从而抬高企业的投资成本，抑制企业借贷的冲动，进而“挤出”私人投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认为，国债产生“挤出效应”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私人部门有巨大的投资和借贷需求，从而使资金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这时如果政府再大规模举债，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就会被抬高。

　朱青指出，当下中国的真实贷款需求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作为中国最大外需市场的美欧国家成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对中国出口的需求锐减。与此同时，中国的内需并没有显著提高。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企业并没有大量借贷以扩大生产的内在冲动。所以，政府在这时候发债并不会抬高市场利率进而挤压私人投资。”朱青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选择在此时发国债正当其时，因为较低的利率水平不会加重政府的偿债负担；同时，由于政府用国债收入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国债又只是将企业和居民暂时闲置的资金变为政府可动用的资金，其间并没有直接增加货币的发行，因此也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中国自１９９４年开始禁止用加印钞票的形式“解围”财政困境，这使得发行国债成为弥补财政不足的唯一路径。１９９４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４．１％，通货膨胀压力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指出，在中国，购买国债的资金主要来自储蓄等当期闲置资金。央行数据显示，截至１月末，中国境内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高达４８．１６万亿元，９５００亿元财政赤字占比仅为２％。

　 “可见国债发行量占整个民间储蓄的比重并不高，银行系统在充足的流动性支持下接盘也没有问题，因此在资金面上消化国债并无大碍，”白景明说。

　在今年１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创下１．６２万亿元的历史新高后，上市银行已显示出更积极的发债倾向。继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计划发行４００亿元和８００亿元的次级债券后，中国银行也在３月６日发布公告称拟发行总额不超过１２００亿元的次级债。

　专家指出，这些发债计划表明上市银行意在利用当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补充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以避免因资本不足而阻碍未来的信贷扩张。

　根据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新增贷款目标为５万亿元以上。这一数字比去年３．６万亿元的目标高出近５０％，亦超过去年全年银行业４．９万亿元的实际新增信贷。

　另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的消息，中国今年将扩大企业债券的发行，去年四季度以来，已有４５家企业发行债券大体筹措资金１３００多亿元，另有５０多家企业已提出债券发行申请，预计筹集金额近１０００亿。

　专家们指出，尽管中国经济过去曾长期由政府投资主导，但近年来国家已经意识到释放私营部门活力的重要性，不断探索让政府投资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从而激活蕴藏丰富潜力的私人投资。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经济贸易研究所研究员杨志勇认为，政府投资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部门所不愿意介入的，或者说仅凭私人部门的力量不足以进行相关投资。因此，扩大政府投资不仅不会影响私人部门的投资，相反可能为一些私人部门投资找到新的出路。

　白景明指出，由于许多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公共工程项目的产业链长，招投标中已经能够看到不少社会资本的参与。最近企业发行债券意愿的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投资信心的恢复。

　按照计划，国家去年１１月为抵御金融危机冲击提出的４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只有１．１８万亿元是中央政府投资，其余的都要仰仗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

　１９９７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曾连续数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预算赤字因此“一路高歌”，并在２００３年达到３１９８亿元的高值。

　白景明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有一定惯性的，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阶段性的高赤字时代。他预计中国的财政赤字在未来三年内都将高企，明年的赤字不会少于今年。

　但他同时表示，现阶段的扩张只是阶段性的宏观调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长期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所借的国债终究是要偿还的，政府应充分考虑其偿债能力。虽然现在的利率很低，但在未来几年不排除利率升高的可能，这会加剧政府还债的成本风险，”白景明对记者说。

　在许多专家看来，政府大规模举债是对经济“输血”，而撬动私人投资才是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能量的长远之计。

　在杨志勇看来，民间投资是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但是目前，民间投资在融资渠道和市场准入上均有一定的限制。“以前，仅是强调外资可以介入的领域，民间资本就可以介入。实际上，民间资本的介入领域应大于外资，”他说。

　他认为，只要市场能做到的，就放手让市场去做；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政府才考虑施以援手。但是，市场失灵只是政府干预的必要条件，因为政府自身也会失灵。

　他还指出，政府投资应落实“不与民争利”的政策，重在为私人投资创造外部环境。“毕竟，民间投资实际上是民间为投资承担风险，而当投资有收益时，政府还能取得相应的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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